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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做实事；投机取巧，而自以为能。如此之“贤”，已失“贤”之真意，其结果必然是为害民心，危害社会。

    ??太上所处的春秋时代，社会动乱，霸道横行，是纷争霸主的混乱时期。争霸者皆网络人才，起用贤士，作为称霸的资本。那时的所谓“贤者”，就是有才能、有知识、有本领的人。当时墨子特别强调“尚贤”，主张起用贤人主政当政。那时的霸主，多是没有道德，没有学问的人，所以墨子才提出“尚贤”。墨子的“尚贤”思想，与太上的“不尚贤”完全相反。太上认为，这种“尚贤”只能是人治的应病之药而已，已经离开了道德之本，因而后患无穷。

    ??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，从做人作事两方面而论，贤与不肖，君子与小人，忠与奸，很难下个确切的结论。有德之人不言功，小人挟才以显能；人心隔肚皮，真假难分清。因此，“选贤与能”的标准也难定论。或以道德仁义作标准，或以才能作标准，其结果都会被人心歪用。正面标准一立，反面模式便随之而兴。所以古人说：“一句合头语，千古系驴橛（jué）。”此话是说，一个道理、一个标准的立起，就好比打了一个固定的桩，为拴物所用。无论是拴驴，还是拴鹰犬，事所必至，皆由人心。任何事情，如果不人为去标榜，那么真正有贤德之人，就会顺从自然趋势的发展；才能不足之人，也会心安理得。倘若标榜一立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就会出现不择手段地攫（jué）取。这种“争”必生紊乱，必留后患，害人心性。这正是老子提出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的本意。

    ??人的心理状态很怪，喜欢彼此“比周”。“周”是圆圈，若是情投意合者，便成为一个小圈子。对相近者，誉之又誉；对相憎者，群而攻之。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，很难有绝对的标准。所以对相互憎怨的诽谤，或互相亲近的称誉，都要小心明辨，不可偏听而迷惑。如果先入为主，一落入旋涡，诽誉相争，则必受损德败性之害。

    ??上古时代，人心朴实，无需标榜什么标准名号，个个都是有德之人，不需求贤人来治世。后来王道衰落，社会变乱，所以才需要请贤人来治世。法家虽有“国有常法，虽危不亡”之论，但淮南子却认为不见得：“鸟穷则啄，兽穷则触，人穷则诈。峻刑严法，不可以禁奸。”虽然法律严格，然而众生业海，照样犯罪杀人。这就是“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”的道理。这又否定了法家的道理。纵观春秋各家之论，虽各有其专，但都是断章取义，多是对大道的肢解。无论是墨子的“尚贤”人治，还是法家的“法治”，都是一种离道的偏颇。还是要道德化人间，才能使天下真正太平。正因为“尚贤”所固有的弊病，所以太上才提出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。

    ??【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】

    ??“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”，“盗”之一字，内涵深义。盗有多种多类，有拦路抢劫之盗，有撬门入室之盗；有明盗，有暗盗；有剽窃之盗，有人心之盗……仅以哲学范畴解析，“盗”就是偷，是暗中将人之钱财，以不正当的手段据为己有。比如贪污受贿，欺世盗名等等。

    ??“盗”又含有取之义。佛家以“不与取”为盗。所谓“与取”，是得到物主的同意给予。所谓“不与取”，就是未经别人同意，而取为己有。道家与佛家有同义。《阴符经》曰：“天地，万物之盗。万物，人之盗。人，万物之盗。”是说万物取天地之精华；人又取万物之精华；万物又反夺人之精华。天地人万物相互依存，互惠互利。修道就是盗取天地万物的光炁，再造自己的性命。天地无私，唯德是辅。故修道者夺取天地万物之精华，是天经地义，以道合道，故“盗”即为“道”。反之，凡不合道德的事物，则称为“盗”。人若背道损德，七情六欲过甚，顺人道下滑，就是一个被天地万物所反盗的过程。

    ??“难得之货”，即金玉珠宝诸类。物以稀为贵。对这些珍贵的“难得之货”，如若过分提倡，必然会助长人们贪求欲得之念。欲望得不到满足，便以不正当的手段盗取。难得之货具有极大的诱惑力，是一种灵魂腐蚀剂，极易引起民风的颓变。今人崇拜金钱万能，追求物质享受，社会上出现的贪污盗窃，杀人放火，卖淫嫖娼，贩毒吸毒，造假行伪，欺诈行骗，短斤少两等等，皆是“难得之货”引起的祸端。凡此种种歪风邪气，污染社会，乱人常心，惑人本性，诱人邪念，导人妄行，害人至甚至烈。

    ??“难得之货”，就是滋生盗贼的隐患，是社会紊乱的诱因，是万恶之渊。在上者若提倡荣华，显耀富贵，彰扬虚名，必然是惑迷人心，拉人下水。在上者的言行举止，就是万民的楷模。若不求俭朴，讲究排场；奢侈浪费，不讲廉洁。则盗风必起，正气沦丧。这是最大的误导。

    ??修真人应视金钱如粪土，淡泊名利，不贪求珍宝。黄金弃于山，珠玉捐于渊。视财为身外